我的大学老师：安镇先生
故乡读书会，有态度，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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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我的三位大学老师
◎吴瑞霞
小记
1979年秋，我进入黄石师院读书。在教过我的先生中，有三位现在都年过八旬：蔡伯铭先生88岁，黄瑞云、安镇二位先生80岁。他们生当新旧体制之交，在历次社会变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三位先生，都熬了过来，各具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深深印象。
在从77级到81级先后留校的同学中，数我在中文系工作时间最长，经历从首任校长邵达成到现任校长向显智领导的湖北师院的发展历程，且曾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7年，与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年富力强的新同事见证了中文系30多年的建设。今值退休之际，回想与三位先生相处的日子，感怀良多。
我的第一位大学老师——安镇先生
◎吴瑞霞
在我进大学之前，就对安镇先生产生了几分敬意，他可谓我的第一位大学老师，这要回溯到1979年夏天。
当时，还在长江葛洲坝工作的我，收到了黄石师院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到黄石读书，还是继续留在葛洲坝工作？多数同事不怎么看好这所地方院校，而葛洲坝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组织上也找我谈话，留下来将面临职务提升（父亲平反也在这年初夏），或去或留，一时难以夺定，
我即回汉，和爸爸一起，拜访了从张文藻伯伯。张伯伯是黄埔四期学员，戎马一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坐过国民党的牢，半边脸骨被打坏，说话有点受影响。在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中，秉持正义，违碍时风，仕途屡屡受挫，然在我的心中，他既是大将风彰的长者，又是学识渊博的智者，也是父亲最敬重的人。
我父亲一生从事财会本业，严谨自律，从不轻易许人，却时常称赞张伯伯的才智与人格。
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张伯伯很高兴我考取大学。他说，现在仗也不打了，“文革”也结束了，是读书的好机会。先学习书本知识，后到实践中去磨练，坚定人生志向，就会依道而行，不枉为人一世。就是这次见面，使我得知了安先生。先生1956年山东大学毕业后，本来已经分到中国科学院语言文字研究所，因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故在得知中南民院需要外国文学教师后，二话没说，毅然离京来汉。这对刚刚做出读书选择的我来说，不仅是震撼，而且有点传奇。
带着这种心态，一到学校，我就拜访了安镇先生。他40来岁，个头不高，敦实厚重，穿着考究，寡言少语，一双眼睛却明亮深澈，似乎看透人心。他的夫人韦秀仪女士，装束典雅，是一位极有知性气质数学教师。见到张伯伯的信，安先生问了问伯伯及家庭的近况，没有更多的话，只是说：“既然来了，就好好读书。”
安先生是讲俄罗斯文学的。他讲课有个习惯：走进教室，将教案和一个大得出奇的茶杯往讲台上一搁，然后坐下，点烟，开讲。他操着纯正的北方口音，声音浑厚，给我们讲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作家。从他的课堂，我们得知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群星璀璨，震铄世界。他讲课的神情，被我们班一位外号叫“王子”的女生，称做“俄罗斯地主”。他的语速舒缓低沉，较为平实的抑扬顿挫，既令人舒适，又带点慵懒的味道，若只浮在语调上听，确实有些乏味。倘沉浸到他所讲的内容中，则能领略到他独有的犀利、睿智与调侃，这种“冷幽默”在中文系前后多少代的教师中可谓“天字第一号”。
大四时，得知我选择了《论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心灵辩证法》的题目做毕业论文时，安先生指导我说，“心灵辩证法”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托尔斯泰的发现，“心灵辩证法”是独属于托尔斯泰的。特别强调要从理论内涵到人物精神层面把握“心灵辨证法”的精髓，努力把它与之前的心理描写以及当下的“意识流”区分开来，以突出托翁创作的独特性，并以安娜卧轨之际心理活动的前后之别为例，来说明“心灵辨证法”揭示人物心理的特殊魅力。
在安先生的指导下，我的论文答辩获得“优秀”，并以全班总分成绩第四名留校任教。安排专业时，先生执意要求将我分配到他所在的外国文学教研室任教，系副主任阮国华老师则反复劝说我，虽读了四年大学，到底外语底子薄，搞外国文学专业后劲不大。在他看来我逻辑思维能力不错，最后我被分到文艺理论教研室。这让安先生既激愤又无奈。
在中文系呆的久了，也从其他老师那儿得知一些安先生的传闻。安先生父亲因抗日牺牲于山东老家。他自幼参加抗日宣传，抗战后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在北大红楼接受了新思想，尤其是俄国革命与文学的影响。特殊的家庭出身和人生经历，培植了安先生立志真理、真诚坦荡的情怀。“文革”中，安先生因性格耿直，鄙夷权势，被打成民院中文系的“三家村”成员。几番批斗后，下放到洪湖。“文革”后期，从洪湖经华师京山分院，分配到湖北师院前身——华师黄石分院教书。在他任教研室主任时，先后引进河南的王丽丽，武汉的唐红梅，还有留校的陈春生，对这些年轻人，安先生没有孰重孰轻之别，看似无为而治，实对晚辈充满关爱，督促指导，同事之间不计名利，关系融洽。
我在中文系任职这么多年，从未因敬重而对先生有任何的特殊关照。安先生退休后，独往独来，经常骑车在校内外转悠。系里聚会，不论茶话还是会餐，他基本不到。我从系领导岗位退下来，丈夫因脑溢血偏瘫，忙得不可开交，见到先生的机会更少。近两三年来，没见他骑自行车了。买菜遇到韦先生才得知安先生得了帕金森症，楼也下不了了。
去年十月我去探望，只见先生坐在靠椅上，扶着扶手，眼睛依然有神，声音依然浑厚，神情依然恬静，但上下当家的牙齿脱落，脸腮内陷，显得消瘦，毕竟年岁不饶人。见到我就问，你看我像不像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问得我莫名其妙。再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的手抖得厉害，想要自己站起来，先得颤悠悠抓住靠椅扶手，然后脚慢慢外移，并不肥胖的身子，这才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只要站起来，走得还算稳，只是很艰难。
他起身是为了去拿一个光碟，再次坐下来时，对我说，吴瑞霞，我送一个光碟给你，这是我退休以来写的，50万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当年为了俄罗斯文学，宁可不留首都在科学院工作，也要到能做这个专业的湖北来，这辈子我无怨无悔。现在人老了，写一本书留下来，也是对后人、子孙的交代。我的心顿时被震撼了。怕先生见到我的泪，低头郑重地接过光碟，接过了这似比泰山还重的礼物，我完全无语了，半天才从喉咙里发出了可能连自己也听不清的一声“谢谢，请多保重！”转身而去。
2012年寒假，我拜读了这部著述。先生用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尺度，将俄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清晰明了地描绘了出来。作家作品材料丰富详实，分析细腻深刻，语言形象锐利。如他用“翱翔的鹰”、“自由歌手”、“十二月党人的喉舌”、“精神上的勇士”等标题对普希金的一生的各个阶段进行概括，并指出“虽说在每一个沙皇的统治之下，普希金都遭受到程度不同和形式各异的摧残、迫害，但他却能在逆境中忍尤攘诟，通过不断努力与抗争取得丰硕的艺术成果，成为享誉世界的俄罗斯伟大民族诗人。”这是融入了先生自己对生命的认识与理解的。整部书的厚重淳朴，就像先生自己。我似乎看到了这位满脑子装着俄国文学的老人坐在讲台旁时的音容相貌。
然而，我仍为安先生的人生感到悲哀，这源于他对人的认识。我曾请他评价十年“文革”。他说，“文革”这么大的运动，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几乎把所有人的嘴脸和内心都暴露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把人生观、价值观搞乱了，把社会搞乱了。职是之故，安先生一向独来独往，不愿与人苟且交往。时任院长刘孔皋有天对我说，你们中文系的安镇有点意思啊，我们同住一单元，他们夫妻俩上下楼，头都是昂着的，与你对面走过去，像没看见。他的爱人是华师数学系的，说起来还是我的师姐，见面也不打招呼。听了刘院长的抱怨，我不禁脱口而出，作为院长的您，怎么就不能礼贤下士，先与他们打个招呼呢？
话说回来，安先生如此淡泊人际交往，与“文革”中受到的伤害及后来不公正的待遇有关。曾记得他对我说，“文革”后期被隔离、挖防空洞同时写检查材料的那会，每每到食堂站队买饭，就是观察别人揭没揭发你的时候，如果他的眼神执意躲着你，或者你的示意他视而不见，或者干脆就摆出与你划清界限的样子，那肯定是他又在对你使坏了。对此，他曾说：“我的档案就是个臭茅厕，谁都可以在里面拉屎。”安先生对人人自危的年代，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与磨难铭刻在心，在他看来他所能接受的教训，就是远离人群。2012年是安先生与他的夫人韦先生80大寿的日子，作为他们的学生，祝愿两位老人晚年宁静，安康吉祥。
邵达成：湖北师范大学的创办人
张实：黄石市创办的第一所大学
老马不觉嘶枥晚|黄瑞云先生
神韵，简单的2020年|尚乐林